王行坤 | 拒绝工作，寻求承认，还是走向后工作——国外左翼学者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考察

拒绝工作，寻求承认，

还是走向后工作

——国外左翼学者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考察

王行坤 | 文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生产主义，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不再将劳动作为其分析批判的核心范畴。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劳动者的工作境况持续恶化，劳动和工作问题又走向前台，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关于消灭“劳动”并将其重构为人的第一需要的重要观念，对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拒绝工作理念、劳动与承认学派的有意义的工作理论，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关心工作未来的后工作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提出工作依然存在、但要得到合理组织的后工作理论，以期重新激活劳动和工作的范畴，为认识与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生产主义；劳动；拒绝工作；承认；后工作

哈特和内格里在1994年出版的《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一书中指出，近些年来，劳动的概念不仅在哲学讨论中销声匿迹，而且在法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研究中也不见踪影。劳动总是被狭隘地限定在否定快感和欲望的资本主义工作伦理的框架内。^[1]它不再与解放相关，而是与压抑相连。以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进行清算，很大程度上导致劳动范畴在理论研究领域的边缘化。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日益被等同于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结合了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的最强版本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主宰自然观念。^[2]

然而，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没有加入这股潮流，他们始终抓住劳动和资本这对矛盾，提出了拒绝工作的主张。新世纪以来，鉴于新自由主义和新技术导致的危机，新的劳动与工作学说也相继产生。本文将基于马克思关于消灭“劳动”并将其重构为人的第一需要的重要观念，对这些学说展开批判性考察，并提出一种解放性的劳动观和工作观。

一、拒绝工作: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范畴的坚持

哈特和内格里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劳动意味着价值，劳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增殖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指向一个首要且激进的替代选择：这个替代选择不仅使得对劳动的分析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性力量，而且也使其成为对新社会的构想或肯定”^[3]。这个论断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以潘齐埃里为代表的工人主义理论。该理论直接诉诸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能力，反对政党、工会等一切代表机构，并且强调工人相对于资本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源自工人的活劳动，这是一种尚未被死劳动所吸纳的力量，是一种尚未得到实现的潜能。虽然工人作为可变资本是资本的组成部分，但是作为活劳动的载体则具有颠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打破资本的宰制，而且能生成新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态。

后来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种观点。在它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产越过了工厂的高墙成了“工厂—社会”，全社会的活动都作为有偿或无偿的劳动被资本所占有，这是资本对劳动最为彻底的吸纳。正如哈特和内格里所指出的：“在后工业时代，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时代，在工厂—社会的时代，以及在计算机化的生产取得胜利的阶段，劳动彻底处于生活的中心，而社会协作也彻底扩展至社会的各个场所。这就将我们引向一个悖论：就在理论无法看到劳动之时，劳动无处不在，并且在所有地方成为唯一共同的实体。”^[4]

在数字化、信息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原本被视为非工作的活动，如家务劳动或者网上冲浪等休闲活动，都可以被资本捕获，从而成为利润的来源。于是，一般意义上的非工作活动也成了某种无偿的工作，工作蔓延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活时间基本被转变为工作时间，宰制和剥削通过无处不在的工作得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工人(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服务业工人、学生、家庭妇女和失业者)采取的斗争形式必然是对一切工作的拒绝。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罢工、停产、缺勤、蓄意破坏、消极怠工、拒绝就业，总之是要求更少的工作和更多的工资，以及劳动关系的民主化等。特龙蒂批判了让劳动变得有尊严的话语，并且提出拒绝的策略:“停止工作——罢工是工人斗争的经典形式——意味着拒绝作为生产组织者的资本的命令。”^[5]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将‘用于生活的时间’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6]，从而最大限度地压缩工作时间。

拒绝工作意味着拒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释放更多用于生活的时间，强化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欲望，并创构出自由、自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工人阶级并不想在工厂内夺权，然后更多更好地进行生产，而是要全面改造没有人喜欢的工作方式。”^[7]这种改造的前提是拒绝原来的工作，从工厂出走，继而确立吸引人的劳动形式，而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更快、更好、更有尊严地进行生产。

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坚持劳动和生产范畴的同时，也拒绝了生产主义。正如凯西·威克斯所说：“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拒绝工作的概念代表了不同于生产主义取向的观念，可以说是特别具有说服力且适逢其时的替代性选择。”^[8]对此，社会主义的劳动乌托邦或者工作伦理持批判态度。内格里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一个口号像‘拒绝工作’一样，一直被社会主义的传统和意识形态毫不留情地批判为非法、残酷压制并使之彻底神秘化。如果你想激怒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向他煽动群众的幻想泼冷水，那就用拒绝工作的问题挑衅他吧!”^[9]

事实上，拒绝工作的理念并非看起来那样异端，它与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劳动”有着相似的内涵，两者都是要废除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内具有二重性的劳动，也就是雇佣劳动。对于异化的雇佣劳动当然不能解放，而只能消灭，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已经是自由的，它并不像农奴的劳动那样是不自由的。

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彻底消灭雇佣劳动的坚强保障，其拒绝工作的筹划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苏联，斯大林认识到要逐步改善劳动状况，让社会主义的工作逐步成为与资本主义的工作相异质的活动。“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10]“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11]由此可见，只有缩短劳动时间，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劳动分工，让直接生产者在生产空间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才能真正消灭异化的、等级性的资本主义工作，让劳动变成有吸引力的活动，从而使拒绝工作的理念变为现实。对此，斯大林讲得很清楚：“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12]

拒绝工作的理念与马克思消灭“劳动”并使其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主张基本一致，但是前者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转而寄希望于没有政党和工会代表的扁平化的组织方式。截至1977年，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成果有限。在新自由主义崛起之后，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全球其他地方，劳动者的境况都在持续恶化。

二、走向有意义的工作:

劳动与承认学派的工作批判

继哈特和内格里之后，霍耐特于2010年指出，40年前，还有知识分子寄希望于劳动的人性化或者劳动的解放，但现如今，人们不再关注生产领域，甚至批判理论也是如此。^[13]这种转变正是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之后。随着福利国家的解体和劳动纪律的加强，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不减反增，而劳动收入的增长却陷入停滞。

一方面，霍耐特接受了哈贝马斯剥离劳动与解放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不满于哈贝马斯对劳动领域的忽视。他试图将承认理论与日常经验结合起来，而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社会劳动的组织和承认。^[14]霍耐特关注的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中性的技术分工和劳动安排。但工人毕竟不是螺丝钉，不可能永远安于其位。当他们感受到劳动过程中的不公乃至生产关系的压迫性时，就会采取怠工、破坏、罢工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抗议情绪。霍耐特曾经基于已有的社会学考察，了解到工人的各种诉求，看到这些诉求背后存在着的规范性基础，那就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追求的自主性。他认为，工人在追求自主性的斗争过程中也可以获得道德的和实践的知识，因此自主性可以成为劳动过程中的规范。

然而，霍耐特在2010年的《劳动与承认》一文中抛弃了作为规范范畴的自主性，转而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引入生产空间，试图用承认范式置换马克思的生产范式，通过黑格尔重构劳动与承认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强调，在市民社会中，如果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必须抛弃懒惰的习惯，并且通过劳动对共同善有所贡献，这是将“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满足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具有帮助的东西”^[15]。因为所有人都在劳动，都在为普遍财富添砖加瓦，所以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一定回报，从而保障生计。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提出承认的观念，即在市场所中介的交换体系中，主体之间彼此承认对方为独立自主的存在，这些存在相互服务，通过各自劳动对社会作出的贡献来维持生计。^[16]在霍耐特看来，人们不仅通过得到社会承认的劳动来获取收入，而且通过它来展现自我的技能并获取自尊，这是人们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来源。而一旦人们失去劳动的权利，那么其遭受的心理打击也无疑是沉重的。基于此，霍耐特认为，承认可以成为劳动的规范原则。

上面所说的是社会层面的承认。劳动空间的承认则将霍耐特带回到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理论。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能够形成一种有机团结，它不会破坏人的整体性，也不会削弱人的人格，相反会让人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工作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工作契约是公平正义的，工作流程要求共同协作，工作安排是透明的，工作内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劳动者认识到他们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努力。这些条件是有意义的工作的前提，而这些前提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得到满足。正如他所指出的：“分工不需要工人们埋头苦干，而是需要他们意识到能够影响到他，又能受他影响的协作过程。因此，他并不是毫无感觉和意识、只知道循规蹈矩的机器，他应该对自己的工作的意义有所了解，对自己的工作目的或多或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应该感觉到自己是有用的……他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都会懂得他的活动的意义所在。”^[17]霍耐特接受了这个论断，认为在社会层面和劳动空间同时获得承认，是有意义的工作的核心要素，而有意义的工作概念可以成为批判资本主义工作的规范性范畴。

但是，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劳动的社会分工，即劳动者分化为产业工人、农业工人、作为小业主的面点师或理发师等职业的情况，却忽视了劳动的技术分工，即劳动者在工作场所不断被切割和去技术化的情况。而恰恰是后一种分工让涂尔干的期待全部落空。不要说泰勒制和福特制下的产业工人，就是办公室里的“白领”也面临着去技术化和工作意义被掏空的窘境。正如莱特·米尔斯所指出的，如果“白领”从事的工作和其最终的产品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如果工作和他们生活的其余部分也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那他们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工作本身没有意义的现实，多多少少带着某种怨气去从事自己的工作，到其他地方去寻找生活的意义。^[18]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有意义的工作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都是极为稀缺的，这一点霍耐特也承认。^[19]

尽管如此，霍耐特将劳动带回批判理论的努力无疑是可贵的。围绕他的劳动与承认论题，学界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虽然这个团体在国际上还没有明确的命名，但我们姑且可以称其为劳动与承认学派。这个学派致力于重建批判的工作概念，将有意义的工作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支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克里斯托弗·德约尔、德兰蒂、尼克拉斯·史密斯、埃曼努尔·雷诺尔和汉斯—克里斯托弗·施密特等。

如果想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确立有意义的工作，让所有或者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获得承认，就需要使劳动与资本的力量对比向前者倾斜，如此才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改造。这实际上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劳动，而这是霍耐特所否定的路径，他信奉的只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样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所驳斥的原则。劳动与承认学派的其他成员意图从工作的角度深化霍耐特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论述，但是他们同样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在与资本对抗的过程中，劳动很难取得优势地位，因而很难或者干脆不可能实现劳动契约的公正化、劳动过程的民主化和工作内容的复杂化，于是有意义的工作理念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三、工作的终结:后工作理论的展望

除了工作境况的恶化，工作的终结也是当前劳动者面临的严峻问题。自阿尔法围棋于2016年打败李世石之后，关于人工智能威胁的讨论就十分热烈。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此后，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任何一点突破都会触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又有劳动者将要被取代，彻底的技术性失业已经迫在眉睫，人类的报废似乎无可避免。这种技术决定论也催生了不同版本的后工作理论。

对工作的终结持乐观态度的后工作理论认为，我们应该欢呼工作的终结。通过对机器的利用，我们可以“塑造更好的未来。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超越人类极限，并且通过赛博化过程更接近于导致我们报废的机器”^[20]。

对工作的终结持悲观态度的则断言，没有工作的人将成为无用阶级。例如，在赫拉利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即便什么都不做，社会也有能力去供养他们，但“人总得做点什么，否则肯定会无聊到发疯”^[21]。

还有人对工作的终结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对人类来说，自身的报废即技术性失业无疑是一场灾难。这是因为，从物质上来说，人类需要收入；从心理上来说，人类也需要工作提供的身份感和社会关联。因此，这种理论提出，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生活的支撑，给没有工作的人提供从事志愿服务或者开展兴趣活动(如艺术创作)的机会。如此，即便他们没在工作，也对社会有所贡献，因而可以获得社会的承认。

无论这些理论的具体倾向如何，它们的前提——工作将因为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消失——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就全球范围来说，对劳动的需求的确有所减少，这也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即工作越来越难找且越来越不稳定，收入也不增反减。但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技术的进步，而在于经济的停滞。以制造业为例，亚伦·贝纳那夫以翔实的数据表明，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并非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事实上，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但是因为产出的增长速度下降得更快，所以才导致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降低。^[22]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在制造业生产中的作用被高估了，在其他产业中更是如此。

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对我们的工作威胁不大。“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当下境况的关键不在于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失业，而在于不断加剧的不充分就业问题。”^[23]这里的不充分就业可以理解为非正规的、不稳定的、缺乏福利保障的工作。这些工作绝大部分被视为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职业，工资自然也处于较低的水平。换言之，问题不在于技术性失业，而在于低品质就业。例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种各样众包平台的出现，企业抛弃了传统的雇佣方式，改为直接在全球范围内分派工作任务。这样，企业不需要与劳动者缔结任何劳动关系，而只需要发布任务，然后等待合适的人来争取这项任务并完成它。这种新的计件工作形式一般被称为零工经济。它看起来很美好，好像劳动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像企业家那样经营自己的事业。但是，参与零工经济的主要是中下层劳动者，他们的生活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战战兢兢地等待企业平台所派发的任务，并且相互竞争，无法掌握自己的时间。由于他们不是企业的员工，因而无法享受由企业提供的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

另外，从技术本身来说，人工智能远没有达到取代人类的地步。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对后奇点时代的构想通常涉及两种情景，一是机器超越人类，人类面临尊严风险和道德风险，二是机器取代人类，人类的生存风险成为更严重的问题。但根据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相关讨论，除非人工智能研究取得革命性进展，否则我们绝无可能进入后奇点时代，机器既不大可能超越人类，更不大可能取代人类。^[24]

如此说来，无论是憧憬还是忧虑，后工作时代在未来短期内还不会到来，因此也有不认同工作终结的后工作理论版本。这个理论版本认为，虽然工作不会终结，但是绝大多数幸存的工作要么毫无意义，要么也只是对人的折磨，无法给人带来任何意义感和成就感，因此应该尽量削弱这种工作在人的生活和心理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即从物质和心理两方面破除工作意识形态。^[25]它要求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少的工作量以及全民基本收入，从而让有偿工作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边缘化，并且让人去自由发展多方面的官能和潜能。

四、小结

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认识到拒绝资本主义工作对于创构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拒绝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因而无法在较大规模上取得成功。正如哈特和内格里所反思的，这些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另类实践“通常都是短暂的，在许多国家遭受了失败，在一些国家中取得的成果荡然无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而且，正如各种激进分子会告诉你的，我们迫切需要对政治组织进行创造性和创新性思考”^[26]。

以霍耐特为中心的劳动与承认学派认识到工作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意义，并且致力于构建有意义的工作以使人获得自尊和承认，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关于消灭“劳动”并将其重构为人的第一需要的重要观念。

欢呼工作终结的后工作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归根结底是被异化的雇佣劳动，它在当下越来越不稳定，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对于体面的收入、全面的保障、身份感、成就感、意义感和使命感等方面的期待。但问题在于，工作并不必然会因为技术的进步而终结。一些后工作理论则寄希望于将工作这种“必要的恶”进行更公正的分配，从而让所有人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

这并不意味着解放性的劳动理念不值得捍卫。马克思认为，“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27]。他同时也指出：“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28]这是作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劳动，也是解放性劳动的内容。

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让劳动直接具有社会性。虽然社会主义必然消灭雇佣劳动，但是劳动者依然需要在劳动场所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时的工作不带有雇佣性质，但也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即必然性。在不需要工作的自由时间里，劳动者的智能和官能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过来也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工作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随着必然王国内劳动组织的完善，其客观必然性不再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对立，工作的强制性会越来越少，原本的必然王国也将实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到那时，工作将被彻底扬弃而成为能够满足人的承认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的活动。

注释：

[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7．

[2]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Verso，2005，p．151．

[3]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p．8．

[4]Ibid．，pp．10－11．

[5]Mario Tront，i“The Strategy ofＲefusal，”in S．Lotringer＆C．Ma-razzi eds．，Autonomia:Post－Political Politics，Semiotext(e)，1980，p．30．

[6]Patrick Cuninghame，“Autonomia in the Seventies:TheＲefusal of Work，the Party and Politics，”Cultural StudiesＲeview，Vol．11，No．2，2005．

[7]Nicola Pizzolato，“A NewＲevolutionary Practice:Operaisti and the‘Ｒefusal of Work’in 1970's Italy，”Estudos Históricos(Ｒio de Janeiro)，Vol．30，No．61，2017．

[8]Kathi Weeks，The Problem with Work:Feminism，Marxism，Anti-work Politics，and Postwork Imaginaries，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p．92．

[9]Antonio Negri，Books for Burning:Between Civil 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trans．Arianna Bove et al．，Verso，2005，p．269．

[1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0—591页。

[1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1页。

[12]《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1页。

[13]Axel Honneth，The I in We:Studies in the Theory ofＲecognition，trans．Joseph Ganahl，Polity，2012，p．56．

[14]Axel Honneth，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trans．CharlesW．Wright，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xvii．

[15]Axel Honneth，The I in We:Studies in the Theory ofＲecognition，p．64．

[16]Ibid．

[17]［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32页。

[18]［美］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19]Axel Honneth，The I in We:Studies in the Theory ofＲecognition，p．70．

[20]John Danaher，Automation and Utopia:Human Flourishing in a World without W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273．

[21]［以色列］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4页。

[22]Aaron Benanav，“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1，”New LeftＲeview，No．119，2019．

[23]Ibid．

[24]参见夏永红、李建会:《后奇点时代:人工智能会取代并超越人类吗?》，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8期。

[25]参见王行坤:《工作意识形态与后工作的未来》，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26]［美］哈特、［意］内格里:《〈帝国〉出版20周年回顾》，杜云飞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2期。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3—174页。

本文原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2期第160至第165页，本文转载自“反思与奠基”公号，感谢作者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张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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